写在前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建国初期的一个重要国策，20多年间有一千多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参加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这其中有波澜壮阔也有涓涓细流，有伤痕累累也有细雨润物，有跎蹉岁月也有激情燃烧，有孽债也有情缘。他如同一部史诗，将会永远镌刻在共和国的历史上。50年前我们如同沧海一粟伴随着历史的滚滚洪流卷进了这场运动之中，曾经的那些事、曾经的那些人，还能记得多少？谨以此文唤醒那些即将被忘却的记忆。
1975年的那个大年
刘东升
人这一辈子要过多少个年？不知道。人这一辈子的每一个年都是咋过的？大概多是忘记了的。但是，如果有特殊节点，你不会忘记。1975年的那个年，就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年，因为，那个年有我人生中太多的第一次。
插 队 落 户
1975年，那年我17岁，高中毕业后，同4个男生和三个女生，来到几十公里外的沂源县唐山公社后西里大队插队落户。
我们被安置在大队的大队部。大队部是大队办公的场所，一个狭长的院落，看上去很深。两扇破旧的木门松垮的斜立在那里，看来也不怎么使用。院子地势西高东低，类似于上下两院，上院有五间北屋，建成年代晚一些，门窗都有玻璃那种。两间作大队仓库，两间作大队办公室，另外一间就是上届女知青的宿舍了。下院也是五间北屋，老房子，门是木板转轴的，窗棂上刚糊了新的窗户纸。西边挨着上院的两间是大队卫生室，室内有药橱隔开，分成里外间，里间兼做女生宿舍。上届知青大都回城了，留下了三个人。一个是知青组组长，女的。另外两个是从济南来的，一男一女，女的是赤脚医生。她的老家是这个村子，也合在我们集体户，她就住在卫生室。另外三间便是我们六个男生的集体宿舍了，兼有餐厅、会堂等功能。上届的组长继续担任组长，我们都叫她“薇薇”。那个年代，人们的情商似乎都比较低，不像现在，同事之间都是以张哥、李姐等相称。几十年后我们重聚时，依然还是叫她“薇薇”，她有些不乐意了，说：你们在后边加一个"姐"字不行吗？是央求的口吻，从那以后我们才改口叫她“薇薇姐”。
(后排左一为作者，中排左一是薇薇，右一是作者的同学暨爱人)
那时候每个知青点县里都要配备一名带队干部，给我们带队的姓安，是从县财政局派来的，整天乐呵呵的，对我们从不发脾气。有一次，他组织我们学习先进知青的典型事迹，读报时把“手上磨出了老茧”读成“手上磨出了老gǎng”。我们就偷偷的笑，他却哈哈笑着说“不就是gǎng 子”吗，都一样。
我被任命为副组长，主要负责集体户的生活问题。为防止月初和月末生活物资分配不均的问题，安叔安排我每月分几次到公社去采购。去的次数多了，公社里的人和我也就熟悉了，对我们集体户很照顾。粮站的小张在我去买粮的时候，她会把大米、小米多批给我们几斤，有时候还会在黑市上帮我们买几个鸡蛋什么的。食品站小王我每次去割肉他总是给我割最肥的那块，有时候还会搭配一块板油。那个年代人们对脂肪的摄入量普遍很低，所以能买到一块肥肉是不太容易的。邮电所的小段，他每次去后西里大队送信送报，总是要在我们知青点多逗留一些时间，谈论一些外面的事情，把女知青们惹得咯咯直笑。那时候我们可羡慕他了，小小年纪参加了工作，还骑着“小飞轮”到处跑，那神气劲儿，甚是了得。几十年以后，我与他侃及此事，我说：段哥当年常去我们知青点，是否是“觊觎”哪一位女知青吧。他说：否。
知青组是自己开火的，一男一女为一组合，轮流值日，负责“全家人”的一日三餐、洗漱用水、烧满每个人的暖水瓶、整理内务等等。担水的时候一般是男女两个人结伴而行，男生担着水桶，女生拿着井绳，端着洗衣盆，在水井边先把衣服洗了，再把水挑回去。
小卞同学是知青组的开心果，总能搞些让大家发笑的事情。轮到值日的时候，大都是一脸的阳光，左一个姐，右一个姐，叫得女生顺手就把他的衣服也给洗了。但有时候这个方法也不奏效，他会把没洗的衣服拿回来，重新叠一下放枕头底下压着。几天后再穿上，会说：和洗了的差不多吧。这个方法还传授给大家。这个方法我试过，有效。他值日的时候故意懒床不起，薇薇便带着女知青们打他的“火簸箕”，所谓“火簸箕”就是两人拽着被子的四个角上下忽搧，他便蜷曲在床上，嘴里不停地喊 “姐”，惹得大家哄堂大笑。
刚进村子的时候，我们就盼着轮到薇薇值班做饭，她是老知青，什么蒸馒头、烙饼子、摊煎饼，样样都做得，大锅菜也是咸淡可口。其他人就不行了，吃夹生饭那是常有的事情。
大队部本来就是村子里的政治文化中心，有大队办公室，还有卫生室。我们入住以后就变得更有了烟火气息，常有好事者来这里谈天说地，更有一些对我们这群城里来的学生娃感到十分好奇的大嫂、婶子们。
“歐”婶子是我们知青组的常客，人淳朴、热情，每天拾掇的干净利落。她对于我们谈论的一切事情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有时候我们谈论一些司空见惯的事情，她也往往是把眼睛睁得大大的、嘴巴撮得圆圆的，以极其夸张的表情发出“歐”的声音。
这一特点最早被女生小王发现，因为村子里的人大都姓张，为了区别于其他的婶子，也就冠以“歐”婶子了。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能吃到煎饼、烙饼什么的像样的饭菜时，都会断定：“歐”婶子来过了！
地堰塌了，机车翻了
俗话说，三春不如一秋忙。在农村，九月份是秋收秋种的大忙季节。那时候农田作业基本上是靠人工。后西里大队是当时县里的先进单位，有一台小型拖拉机，八个马力，耕地只能拉一个犁子，但比牛耕要快得多。
在这一年，县里又分配给了一台中型的拖拉机，二十四个马力，耕地时可以拉两个犁子。当时大队里只有两个拖拉机手，农忙时显然是忙不过来，于是，大队要从我们这一届知青中招一个人去开拖拉机。我们知青组有四个人是从中学农机班毕业的，仨男生，一个女生，最后选中了那个女生。男生们都不服，大队书记安抚说：轮流着干，先让她去吧。
我们能够理解大队书记的良苦用心：一个姑娘驾驶着拖拉机，英姿飒爽，驰骋在广袤田野上，那画面是多么的引人注目，动人心弦。也更能体现知识青年在农村这广阔天地里的大有作为，不论是对当时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还是对农业学大寨运动都有极好的宣传、促进作用。
之后，女拖拉机手便开着拖拉机耕地、坝田、拉秸秆，其他知青则和社员们一起刨地头（拖拉机不能耕到的地方）、砸坷垃、装车卸车。拖拉机耕地技术性很强，何时下犁，何时起犁，留多少地头，都是有讲究的。留的地头少，刨地头的人就会夸赞：这位师傅好，技术高明。但是，这些操作在学校没学过，女拖拉机手还要从头学起。
我被分配到副业生产队，接替了会计工作。副业队有一个独立的院落，很宽敞。负责看门的是一位面目清癯的老人，大家都叫他赵大爷。60年代受了处分，寡言少语，但村里人都很尊重他。
相处时间长了以后，我和他聊起处分的事，他告诉我：1958年，各大队开始办食堂，吃大锅饭，那年虽然风调雨顺，但是该收的粮食都没收上来，劳动力都被公社抽了去炼钢铁什么的，玉米堆地里，地瓜没人刨，随吃随挖。他当时领着几个人偷偷的挖了几个地窖子，存了些地瓜。到了1959年，开春就开始闹粮荒，多亏这些地瓜才使村里的人们熬过了春荒。后来这事被人告发，公社以私藏粮食为由开除了他的党籍，但村里的人们一直念着他的好。
拖拉机就停放在副业队的院子里，那时的拖拉机没有电启动，发动车时要俩人配合，一个摇车一个轰油门。早上我经常帮拖拉机手发动车，拖拉机启动后，我就趁机过一把瘾。
有一天是雨后，还没到中午，拖拉机就跌跌撞撞的回来了。她说为了少留地头，结果地堰塌了，机车翻了。此事惊动了公社党委书记，他亲临知青组看望，对大队书记严肃的说：人若有事我要处分你。幸亏地堰不高，人从拖拉机上摔了下来，经检查没大碍。
因为此次事故，大队书记差点挨了处分，我差点丢了个好媳妇（若干年后女拖拉机手成为了我的爱人）。此时，小麦播种已近尾声，轮流当拖拉机手的事情也就再没提及。女拖拉机手再也没开拖拉机，调到大队小学教书育人去了。
擦 枪 走 火
大队办公室很简陋，室内只有几个条凳，靠南的窗子下面放一张三抽桌，桌上有台扩音机和麦克风话筒。东边墙上挂着多面锦旗，展示着多年来后西里大队作为全县标兵的荣耀。靠西墙立着一个长长的枪橱，原木的，没有上漆，门上也没有锁挂。后西里大队民兵连武器装备精良，配有两杆半自动步枪，五杆53式步骑枪，一把54式冲锋枪，还有一挺转盘式轻机枪。
后西里大队一直保持着民兵夜间巡逻的传统，巡逻任务由民兵连负责，分上半夜和下半夜，俩人一组，半夜换岗，记5分工，没有夜宵。晚饭后巡逻执勤者到大队部每人拿5发子弹、背一杆步骑枪，开始绕村子巡逻。
后西里村是一个山清水秀非常美丽的地方，坐落在沂河西岸，河的东岸便是连绵起伏的山峦，顺河望去那是一望无际的银色沙滩。河边树木成林，果园片片，向西紧邻公社驻地。整个大队都是水浇田，有机井、有渠道什么的。民兵巡逻不光绕村子转，这些有公共设施的地方也必须走到，以防阶级敌人搞破坏。
我们进村的时候大队正着手盖知青房，动工不久，因农忙就停了下来。工地有一窝棚，这个窝棚也就成了民兵夜间巡逻的据点。没有夜宵，民兵们巡逻就“顺”（顺手牵羊的意思）些东西，或烧玉米、或烧豆荚、或烤地瓜什么的。
知青们大都分在试验田劳动，有一天，太阳还很高，试验队队长就宣布散工。要求男知青们都留下，到河边挖“道岔子”(方言，就是在河边挖一个坑，把河水引到坑里），挖完后说：晚上请你们吃鱼。哦，今天上半夜是他巡逻。
晚饭后，男生们有点欢欣鼓舞，早早便去了“据点”。队长把一个酒瓶塞给我说：能不能去卫生室搞点酒精？
卫生室里住着赤脚医生，是从济南回乡来的女知青，村子里的人大都是她的本家。常有“刚赛”、“奏势”等口语，意思很微妙。“刚赛”可以理解为很优秀，也可以理解为很愚蠢。“奏势”大概是装腔作势的意思吧。平时我们常拿她的口语取笑她，时间长了即便是使用不当，彼此也能心领神会。
那时天已很晚，村子里很静，只能听到犬吠的声音。大队部一片漆黑，女生们都睡了，我便轻轻地敲击卫生室的门。灯开了，问：谁？我说：巡逻时摔倒了。门“吱扭”一声开了，她披着棉袄像是很着急的样子。
知道我的来意之后便一脸的不高兴，“不给！”我说“您叔要的！”“也不给！”我说“你这人刚赛来，您叔要还不给？”“就是不给”。我便开始左一个“玲姐”、右一个“玲姐”的软磨，最后她斜着眼，嘴一撇，嗔怒道：“你真奏势”，但还是给我倒了大半瓶酒精。
万事俱备，便扛着枪，拿着铁锨，提着水桶，端着水盆向沂河岸边奔去。路上，队长提议对诗作乐，对不上来的不许吃鱼。先从他开始：“三九严寒天”；不一会儿小孙同学有了下句“巡逻去河边”；再一会儿小卞同学又有了下句“想喝鲜鱼汤”；再下句该小林同学了，长时间未得下文。
说话间便到了白天挖的 “道岔子”。队长先把水渠堵上，大家把里边的水向外舀，竭泽而渔。鱼儿的白肚皮已经露出了水面，大家兴奋不已，小林同学兴奋之中，一下摔了个仰巴扎，冰凉的沂河水从裤脚顺势而下。这一个激灵倒激出了他的灵感，第四句诗便有了:“要喝鲜鱼汤，凉水灌裤裆”。之后的几十年里，每一次“乡友”聚会，这一打油诗是必须的“佳肴”。
收获满满，小半桶沂河白条。之后便是“烹饪”，喝酒（酒精兑水）。第二天，我头好痛，据说队长没也出工。
一次小卞同学回家探亲，搞了几发子弹（他爸爸时任县公安局长），他对我说：这种子弹和冲锋枪用的子弹一样，我们找薇薇把冲锋枪弄出来，出去过一把瘾。晚饭后，找到薇薇说今天没事我们擦擦枪吧，便装模做样的擦枪，实则把冲锋枪留了下来。
背着冲锋枪在路上我们说好每人打两发，轮流来。54式冲锋枪是有单发、连发开关的，选择单发，扣动扳机只发射一粒子弹。
到了远离村子河边的小树林，他先来，“哒”“哒”，然后我来，“哒”“哒”，然后他再来，“哒、哒、.哒.....”。我问：怎么回事，他说：走火了。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打真枪，只打了两发子弹。回村时连长已经在村口等着我们，用责备的口气说：怎么回事，我说：走火了。
薇薇在大队里担任团支部副书记、民兵连副连长，所以团支部和民兵连的一些事情基本是由我们知青组来完成，比如擦枪、出黑板报等。一个雨天，没出工，雨停后薇薇组织大家擦枪。擦枪都是把枪拿到各自宿舍进行的，不一会儿砰的一声枪响从女生宿舍传出。我们赶紧跑了过去。
屋里几乎什么也看不清，屋顶尘埃还继续落着。我急忙冲进去，两位女生双手抱头傻傻的蹲在那里，半自动步枪斜躺在地上。我拉她们出来，只见她俩灰头土脸，只有白白的眼珠透露着滞迟的目光。镇定了一会，薇薇说：擦枪，枪走火了。
此事以后，我便又多了个职务：后西里大队民兵连文书，负责枪支管理。
过 年
种完小麦，全县立刻掀起农业学大寨大会战高潮。公社成立战地宣传队，把我们知青点的小李、小孙、小卞以及女生小王抽调到公社搞大会战宣传工作。
这几个都是出将入相之人，生旦净末丑无一不能。小李同学集编、导、演于一身，什么“大寨田里红旗展，老汉我也来参战”，什么“大会战又一轮，煎饼我烙下一大盆”，那是常演常新。经常是半夜才回到知青点，舞台上的“爹爹”和“女儿”、“ 儿子”和“爸爸”的事情还没掰拆清楚。小卞同学的大字标语、宣传画深得广大群众的喜爱和领导的赞许。正是从此开始，他数十年笔耕不辍，到如今，其山水、花鸟画享誉四方，应多个国家之邀，举办个人画展，求墨者络绎不绝。若论价值，润格也是以平尺计算的。
转眼就要过年了，会战指挥部提出“干到腊月二十九，吃了包子再下手”的口号，知识青年办公室积极响应，倡议知青们在农村和贫下中农一起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广大知识青年纷纷响应，可小年过后，知青们便以各种理由回家过年去了。
到了腊月二十八，安叔叔找到我，说：薇薇是执意要在这里过年了，我明天也要回去，家里人等着呢。让她一个人留在这里我不放心，你也留下来陪她在这过年吧。领导如此信任，我就答应了下来。
薇薇一直是在大寨田里同社员们一起搞会战。临近年根，来副业队采购年货的人很多，我也很忙，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我俩才能照个面，安叔没走时他给我们俩做饭，如今安叔也走了只剩下我俩，吃饭也就没个准点了。
(图中给大家读报者即本文作者)
到了腊月二十九，晚饭时分薇薇来叫我，说：赶快吃饭，晚上有行动。匆匆吃了点东西，民兵连长和团支部书记就来到大队部，宣布今天晚上公社安排的任务：一项蹲守抓人，此人常年不在家务农，流窜在外倒买倒卖。要求趁春节之际，将其抓获，送至公社处理。另一项也是蹲守抓人，此人在生产队不好好劳动，大搞封建迷信，看风水、跳大神，据说今晚有人请他跳大神，要求抓他现行，以遏制过年期间的封建迷信活动。
那天，夜很黑，天特别的寒冷，西北风呼呼的吹着，村子里的狗似乎都躲进了窝里，很少听到它们的叫声。蹲守在哪里的人也开始轮流回到“据点”里烤火取暖。
过了很长时间，一路蹲守的人向连长报告说：看到一个影子越墙而出，还没来得及追赶便消失在茫茫夜色里了。另一路蹲守的人员汇报说：屋里没听到什么动静，窗户遮得严严的，只有门缝里透出一点微弱的光。连长说：他家有病人，病得不轻，我们撤了吧，就草草收兵了。
我们俩回到知青点夜已经很深了，院子里很寂静，没有了往日睡觉前的嬉笑和打闹，宿舍里空落落的，五个舍友床位都已经卷了铺盖卷，只有我床上的被子还敞乎着，水缸里的水已经结了冰，暖水瓶空空的。找几根木柴，点着火，烧了一些开水，想给薇薇送一些过去，可走出门见她宿舍里灯已经熄灭，也就作罢。
和衣而眠，躺在床上翻来覆去不能入睡，想象着往年在家里过年的情景。窗户纸呼哧呼哧的拍打着窗棂，刚执行任务的情景还在眼前，很虚惊，总觉得那个消失在茫茫夜色里的影子就藏在院子里的某个角落。我披上大衣，拿着手灯，轻轻地开一道门缝，用手灯探照几乎所有能够探照到的角落。“吱扭扭”打开门，提着枪来到大门口，试图关上那两扇破旧的木门，几经努力，没能成功。
回到屋里，插上门栓，再用条凳顶住，毕竟折腾大半夜，已是疲惫之至，迷迷糊糊睡着了。
第二天是年三十，我还没睡醒，薇薇就来敲门，我惺忪着眼睛开开门，她倒了碗热水，说：今天本来是歇工的，因为县里有人来采访会战情况，所以还要正常出工。我们草草吃了点东西，她去了工地，我去了副业队。中午回到知青点，薇薇说：晚饭跟我一起去张明善（时任大队团支部书记）家吃饺子吧。我说：顺义（大队支部书记的儿子）一早就说了，他爷叫我晚上去他家吃饭。等着晚上的饺子，午饭还是简单凑合了几口。
午饭后我正在副业队赵大爷屋里烤火闲聊，有人来喊我说：书记叫你去工地。工地上依然是红旗招展，社员们还在忙碌着，贾叔叔（时任唐山公社党委书记，现在的西里镇）、魏叔叔（时任县文化馆长）都在场。魏叔叔召集社员们围拢过来，让我给大家读报，薇薇推着独轮车，车上装着满满两大筐土，他拍了照。 之后贾叔叔把我们叫到一旁很严肃的说，你俩回去收拾一下，跟车回家。
(从左往右依次是本文作者、贾文玉书记、县委司机申世志、李薇薇)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乘坐吉普车，而且是县里唯一的最高级的交通工具。我很是兴奋，在车上我悄悄地问薇薇：你坐过吗？答：第一次。
车行至石桥公社马庄桥，魏叔叔叫申叔叔赶快停车。走下车，站在桥上向西望去：夕阳西下，不足杆子高了，红红的挂在天边，斜阳照射下远处的山半明半暗，显得神秘而幽远。河水已经封冻与沙滩形成一条洁白的丝带铺展在眼前，河边柳树上长长的柳枝，在寒风中摇曳，路边挺拔的白杨树如支天之戟，拖着长长的影子，斑驳的光影交错在大地上，宛如一幅精致的水墨画，静谧而又壮丽。魏叔叔说：来吧，照张相。于是便有了这张弥足珍贵，值得我终生珍藏的照片。
大年初二中午，薇薇喊知青组成员们去她家吃饭，薇薇母亲佟阿姨下厨做了好吃的菜 ，县委书记李叔叔拿出竹叶青酒招待我们，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喝真正意义上的酒，而且是当时的八大名酒之一。有些贪杯，回家路上飘飘然了。
(李薇薇2024年夏天在当年住过的老房子前留影)
去年，薇薇姐回来，我们故地重游，我问：“薇薇姐，1975年的那个年，你还记得吗？”她说：“不记得了”。 我惊诧道：“你竟然不记得了？”她说：“年初二喝酒的事?”“嗯”，我释然了。不久，她发给了我一张同样的照片。
以上内容纯属史实，骗你是小狗，不信问他们。
2025年1月24日
作者简介: 刘东升，网名旭日东升，67岁，沂源县人民医院原放射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已退休。业余爱好文学、摄影、登山、骑行。沂源县红叶诗社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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