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兴源诗选》后记
熟悉我的读者朋友一定会发现，我的这部《张兴源诗选》只是在我的2005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走在冬天的雪地里》一书的基础上，增补了数十首新作和早年未曾发表的旧作而已。因此，全书的结构未动，连同每一辑的辑名也都因循旧制。
全书收了我的长短诗作460多首，除了第七辑“古风遗韵”中所收的60多首古体诗词外，单就400余首现代诗而言，已经是一个当代诗人个人选集中体量较大的东西了。尽管相比于我已经写下的1300余首现代诗而言，它还占不到我已写现代新诗的三分之一。记得美国大诗人惠特曼的《草叶集》，起初只有十二三首的样子，赶到惠特曼去世前，这部诗集好像已达380余首的规模了。显然，当一部较大型的个人诗选基本定型以后，因循旧制也许是最省力的选编方式了。
一
关于我的诗，此前我的多篇序、跋、散论和诗话等，已有不少的论述了。这些论述文字就收在《张兴源散文选》一书当中，读者朋友自可随手翻读。此刻我只是把我的《张兴源诗选》的清样摆在我的电脑桌前，随翻随想，随想随写，想起什么写什么，想到哪里写到哪里，想说什么便说什么。希望我的这些文字也能像我的诗作一样，如涧中泉响，岫端云出，田头禾长，村树鸟鸣，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无拘无束，且无所挂碍也。
这部诗选第一辑中影响最大，并且也是我全部诗创作中社会影响最广、最大者，是我的长诗《献给青年》。以其影响而论，这首诗俨然就是我的诗歌“代表作”了。诗后所标的写作日期是“1991年3月27日”。那个时候我才32岁，正是一个爱诗、读诗、写诗，如诗然歌哭吟唱、狂放而荒诞的年纪。此前我已写下了包括《岁月》《杏子河，我家乡的一条河》《百年老梦》等在内的一批非常重要的诗作，当时的《延安报》以及志丹县的《志丹教研》等都已对我作为一个“青年诗人”而做过报道了，我在那个昔日的志丹小城，已然“名人”矣。于是，1991年3月25日，我记得那一天是星期一，志丹县团县委书记王思柏先生派人找到我，说那一年的“五四”青年节，他们想在全县搞一个青年文艺活动，想请我给他们写一首“朗诵诗”。第三天，当我把这首《献给青年》写出来以后，我觉得此诗的“意义”显然已经超越了特定的时空。于是，在给共青团志丹县委打印并送交了一份以后，我又分别给《延安报》以及陕西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寄了过去。
恰在“五四”青年节的前几天，我接到著名女诗人柯岩主办的一份杂志的邀请函，去北京参加一个诗歌笔会。当我由京城返回志丹时，才发现诗歌这“世事”让我在不经意间一下子给闹“大”了。《献给青年》一诗，不仅由我的同学王东林和他的学生左铁在志丹县影剧院朗诵并激起了热烈反响，《延安报》用了很大的篇幅发表了这首长诗的节选，而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已经由男女播音员配乐朗诵了全诗，连同对我的简短介绍，一同传向了祖国的江南塞北、城镇乡村。其间此诗又被多家报刊多次发表。2005年四五月间，我社财务科原科长、现任副社长滕卫东先生要走了我的这首长诗，在全市一个文艺会演中登台朗诵，并最终促成了此诗在《延安日报》第三版“杨家岭”文艺副刊头条位置的再次全文刊发。一首诗便占去了一张大报一个版面的四分之一，这在《延安日报》的历史上，怕也是不多见的。
2012年4月28日，就在《献给青年》一诗诞生21年后，远在千里之外的山东省济宁一中与诗刊社联合举办了“春天送你一首诗”大型诗歌朗诵会，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我的这首《献给青年》居然也是这一大型诗歌朗诵会的重要节目之一。朗诵《献给青年》一诗的是梁颖靓、张子璇、贾经纬、徐瑞显四位同学。这个大型诗歌朗诵会的“序言”中说：“诗歌最别致之处，是人们在轻松的涵咏之中而愈加灵秀、智慧与深刻。这或许就是圣哲为何追求诗意栖居的缘由。4月28日，阳光明媚，春风拂绿。上午8点30分，广大师生期待已久的‘春天送你一首诗’大型诗歌朗诵会在我校太白校区操场举行。党委书记王来旭、副校长贾庆伟、强淑国等校领导，济宁日报社主任编辑刘利民及特邀嘉宾《诗刊》下半月刊编辑部主任谢建平，首都老兵艺术团副团长陈翚，诗人郭廓、李寒等出席……”
济宁一中党委书记王来旭在其所致“欢迎辞”中说道：“经典诗歌是千年文化的瑰宝，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阶梯，是风雨人生路上最好的精神伴侣。……济宁一中是一所有着深厚文化底蕴和优良历史传统的学校。百年兴衰荣枯，百年沧桑巨变，一代又一代一中人筚路蓝缕、宵衣旰食、薪火相传，铸就了一中的百年辉煌。……今天，我们在这里，带着对经典诗歌的虔诚，恪守那份纯净，用我们真诚的情感去触摸历史的心跳，去体味人间的平凡和感动。让我们从现在开始，开始一次诗文的朗诵，开始一次情感的回溯和体验，去感受民族文化的激励和自豪，共同传递人间之大爱，去弘扬百年一中精神，展现百年一中风采！”
在这个大型诗歌朗诵会上，与我的《献给青年》一同被朗诵的诗作，还有秋酿醇酒的《我的祖国》、李少白的《中华少年》、李白的《将进酒》、岳飞的《满江红》、李寒的《帆》、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周敦颐的《爱莲说》、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刘利民的《2012年的济宁一中》、曹雪芹的《葬花吟》（其后便是《献给青年》）、林徽因的《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王蒙的《青春万岁》（完全依照济宁一中师生诗歌朗诵之顺序排列）等。
张兴源我之脚步从未踏上过山东的土地，我与济宁一中任何一位领导、老师或同学都没有任何交集，因此，我的长诗《献给青年》之被他们作为“经典作品”而欣赏、朗诵、吟唱，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一个作家，当其作品不是因为种种“圈子”“关系”和“利益”而自然走近读者、深入大众的那种喜悦、自豪与欣慰。
第一辑中《祖国的心跳》（七首）和另一首朗诵诗《青年——中国》，也曾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配乐朗诵。可当我接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通知”时，早已错过了节目播出时间，因而我仍未能聆听到中央人民广播台播音员们的精彩诵读。
二
就其社会影响而言，我的其他诗创作，的确不及《献给青年》一诗那么广为人知。但就诗之成色而论，《献给青年》也许只能说是我的诗作当中的“中品”罢了。
本书第二辑中的《百年老梦》体量太大，好像并未引起读者太多的注意。但《岁月》一诗，当其创作完成不久，就被评为志丹县文学创作竞赛一等奖的作品，我还因为这首长诗，获得过一块毛巾被的奖励，颁奖大会则是在如今已被拆除多年、而当时则是志丹县城最醒目的标志性建筑——志丹县影剧院隆重举行的。《岁月》一诗完成的第二天，就有朋友夸说其“是一个中篇小说的容量”。此后，这样的评价伴随着这首长诗，仿佛已成定论。但这样一首重量级的长诗，除了《志丹书库》和几种选本而外，未能在更高级别的报刊公开发表，委实令人遗憾而且无奈。
《杏子河，我家乡的一条河》，这是一首“一言难尽”其意的长诗。说它是乡土诗，但其意蕴显然要大得多。当年志丹县一位青年诗人姜永明曾经说过：“我发现一写到你的家乡，一写到杏子河，你就有神来之笔。”这首诗曾被著名作家高建群主政时的《延安文学》刊载过，也是一首不该被真爱诗者遗忘的大诗。
《土地》，一首写土地而兼写家族的长诗，不难懂，但也不十分易解。
三
本书第三辑中首先应该提及的是长诗《冬之印象》。它是我的诗创作开辟了“现代”甚至“后现代”之窗户的一个重要转折。此诗在北京一份发行量不大但影响力却不弱的杂志《中外诗星》上刊发后，得到过不少行家和诗作者的称许。
那一时期，在我的文学词典里，除了古今中外传统意义上的名家大师，单就外国现当代诗歌而论，举凡现代派及后现代主义者之波德莱尔、魏尔哈伦、马拉美、叶芝、瓦莱里、阿波利奈尔、布勒东、安年斯基、古米廖夫、梅列日柯夫斯基、吉皮乌斯、洛尔迦、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弗罗斯特、米沃什、希门内斯、博尔赫斯、埃利蒂斯、塞弗里斯、庞德、特德·休斯、金斯伯格、索因卡、布罗茨基、格拉斯、多佛……尤其是兰波、里尔克、勃洛克、艾略特、叶赛宁、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布宁、聂鲁达、奥登、帕斯和特朗斯特罗姆等，我不只读过他们的多种多人选本，而且像教科书一样，研究他们各自的选集、专集甚至全集。那一时期的读书，使我悟出一个道理，作家与诗人的读书，应当与普通读者有所不同。他应该像学者一样，不只是“读”，而且应该多侧面、多维度、多层次地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和“发现”。
第三辑中最长，同时也是我目前诗创作中最长的一首诗是《意象塔》，全诗从“序诗”到“尾声”，共计八章，占去了这个大开本诗选的十几个页码。
艾略特的《荒原》是一首跨越世纪、超越民族和语种的大师级的长诗，我不仅读到过此诗的三种译文，而且到了差不多可以背诵全诗的地步。我的《意象塔》，其意当然不是要写出一部中国的《荒原》来，但艾略特之长诗给我的启迪，则让我至今依然念念不忘。荷马的时代已然远去，英雄史诗也没有了它滋生的土壤。因此，体量太大的长诗在当代读者中间，往往很难获得较大的成功。已故当代诗人海子的长诗《河流》《传说》《但是水、水》以及系列长诗《太阳·七部书》等，比之于他的《熟了麦子》《麦地》《日记》《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等短诗来，总显得面目不十分清楚。至于我自己的这首尚未被任何评论家或读者评说过的《意象塔》，究竟写得好赖，裁判权当然也只能交给现时和未来的那些读者朋友了。
《夜交响》，一首更像是意识流小说的长诗，它能给当代诗坛和当代诗人们带去什么样的启示呢？
这一辑中《美国：“9·11”袭击事件回声》一诗在《延安文学》发表后，颇得一些行家的好评。但关于这首诗，我已经写过不少文字了，读者可参看我的《张兴源散文选》。
这一辑中的那些小诗，可不全是“思想”的产物，甚至如《广告》这样的“造型诗”，也一定不是“为造型而造型”的。其深层的意蕴和其不易察觉的“现代性”甚或是“后现代性”，怕一时很难为当代读者所理解与接受。——但我也不打算说破它。读者阅读作品，其重要的享受之一，就是按照他自己的立场去自由地解读作品。
四
本书第四辑中的诗，有的上了有名的《人民文学》，如《雨巷》，有的则在《文学报》《时代文学》《陕西日报》《延河》《延安文学》以及《延安报》和《延安日报》发表，还有的被外地一些报刊选载，也是我13年前的诗歌选集《走在冬天的雪地里》短时间内即已被读者广泛接受且广泛传阅的重要因子之一。但如果读者把这一辑中的作品仅仅看作是“情诗”，那对作者的误解可就太深了。人间沧桑，世情冷暖，诗思宛在而物是人非，这一切，不都在其中么？
一个作家和诗人而写另一位或另几位诗人与作家，这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史上都不鲜见。仅以我国唐代文学史观之，则李白与杜甫、白居易与元稹、刘禹锡与白居易及柳宗元等，都曾有过相互酬唱应答之作，而这些作品同时也构成了唐代文学史上一段段令人忆之提神、谈之欣慰的佳话。在国外，英国现代诗人奥登写了有名的《悼念叶芝》《蒙田》《兰波》《赫尔曼·麦尔维尔》等一系列的“人物论”诗，法国诗人勒内·夏尔写了名诗《你出走得好，兰波！》《波德莱尔对尼采不满》。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则写下了《致梭罗的五首诗》。当然，这当中最有名，且最为世人称道的，怕是莫过于俄罗斯大诗人莱蒙托夫写普希金的长诗《诗人之死》了。
但作家和诗人以诗的方式写他自己，并且因为写自己而写成了“名诗”者，除了伟大的俄罗斯诗人普希金之《纪念碑》和同样伟大的美国诗人惠特曼之《我自己的歌》而外，以我之视域，似不多见了。13年前的2005年，当我整理我的诗歌选集《走在冬天的雪地里》时，我十分“意外”地发现我写自己的诗作居然有那么多，于是，我便把它们集中收进了全书的第五辑“人生百味”中了。如今，除过以往大家已经看到的我的那些自我画像之作而外，《张兴源在一九九三》一诗，也在它被写成后的第20个年头上，终于“整体出世”了。这首长诗因为我的散文《青春的挽歌——追忆亡友王东林》一文，已有部分诗句先期与读者“见面”，也是因了这全豹“一斑”之故，从而勾起了部分读者一窥“全豹”之欲望。所以，这首诗便在它尚未整体亮相之时，已成“名作”。而体量更大的《张兴源先生的日常生活》曾被我放在了本书“代自序”的位置，则其分量与容量当无须多言矣。
本辑中《寻找俄罗斯》一诗，当年在《延安文学》发表后，颇得行家喜爱。一个篇幅并不太大的作品，却差不多涵盖了一整部俄苏文学史，这样的内容与写法，在整个的中外文学史上，亦不多见。我们的古人写诗，总是要有所“本”的。到了宋代，以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为“宗”的“江西诗派”，则更提出了以杜甫为“祖”而“点铁成金”“夺胎换骨”“无一字无来历”的极端主张。我的这首《寻找俄罗斯》与本书第六辑中《“后现代主义”：结构的解构及其能指和所指的消解与终结》，可谓异曲同工而又遥相呼应。只是前者抒情而后者逞智，前者易读而后者难解罢了。
读者朋友应该不难发现，本文前四节中关于我之现代诗，我只简略地梳理了那些比较重要的长诗，而关于我的短诗，则基本上未曾言及。这是不是意味着我的那些短诗“不值银子”呢？非也！皆因篇幅之故也。而一个诗人的“长诗”，犹如一个小说作家的“长篇小说”一样，是最能代表其思想深度与艺术高度的。一个只有一堆鸡零狗碎的片断短诗的所谓“诗人”者，与真正的大家是绝缘的。
五
本书第七辑“古风遗韵”，收的是我从青年时代直至2018年4月为止（开印前，又加了一首2019年3月的新作）所写的古体诗词中极少的一部分，大约六十来首。而我的古体诗、词、曲的创作，总数约在300首以上。
还是在青年前期，我便读到了王力先生70万字的《汉语诗律学》，从这部教科书式的大作当中，我了解了古人诗、词、曲写作的“渠渠道道”，知道写古体诗词是要讲“规程”、懂“规矩”、依“规律”的，是不能随心所欲、任意胡为的。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不单西方的科学技术被国人接受、学习和利用，便是文化艺术，也不再是以往的旧模样了，中西交融、彼此渗透，已经成为当时的时代大趋势。于是，那个在中西文化融通过程中，因“翻译诗”之启示而渐渐成型和觉醒了的、被后世称之为“现代诗”的东西，也经胡适之、刘半农、郭沫若、康白情、徐志摩、李金发、闻一多、戴望舒等人之手，被推到了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之前台。这一代人，他们因为旧学根底深厚，写白话的现代诗固然成绩不错，便是让他们写古体的诗、词、曲，也完全是行家里手。此间如苏曼殊、徐特立、鲁迅、茅盾、郭沫若、郁达夫、柳亚子、陈寅恪、唐圭璋、龙榆生、聂绀弩、赵朴初、邓拓、霍松林、姚雪垠、吴于廑、陈大远等人所写的古体诗词，也都像模像样、严守法度。尤其是无以伦比的伟大的毛泽东，以其伟人胸襟、英雄情怀，用古体诗词的旧形式，写下了传递当下信息、描绘现实生活、雄视万代而独步一时的千古绝唱。
我的这些古体诗词，当然不敢跟古人以及近现代那些名家大师相较，但它们内容上摹写真实生活、艺术上保证“中规中矩”，应该是大体不差的。
六
“附录”所收，乃几十年来各位名家和师长朋友就我和我之作品的品评文字。张兴源痴心坚守文学写作40多年，终于把一条文学荒径趟成了尚可自如行走的大道，多亏了这些大家、师长和朋友们文字的温暖与慰藉。延安日报社原副总编辑、著名散文家杨葆铭先生，在跟我尚未谋面之时，就给我写下了充满情义的诗评。当我调进延安日报社后，他便这样一路照应过来。提携后进，其情殷殷。我的大学老师、延安大学文学院原副院长、著名学者、教授马泽先生，像我的一位文学教父一样，从我文学创作的起步阶段即予关注，直至目前。陕西省作协副主席、延安大学文学院院长、著名学者和散文家厚夫先生，以他的博学和真诚，先后两次为我“发声”。文友之情，我心深知。还有高建群、牛汉等众多名家以及各地文朋诗友们的文章，无论您比拟为暗夜里的一盏灯、风雨中的一把伞、苍茫大海上的一叶扁舟，也还是孤寂山道上的知心伴侣，似乎都不足以令人完全信服。多谢了，我的师长和朋友们！
与传统的阅读和传播手段大不相同，现如今，网上之传播和阅读，势如江潮，汹涌澎湃，但凡涂鸦者，是任谁也不敢小觑的。粗粗浏览一过，网上关于我的评说文章，竟有数十篇之多。但多数都不知其真实姓名，委实不好贸然收到这个“附录”中来。好在通过广东一位书法家朋友邱群先生，总还算联系到了一位网名曰“二杠三”的老兄，原来是当年曾与我共同参加过北京一个诗歌笔会的诗友谢伟，他如今是四川省川东监狱“二杠三星”的警官。于是，征得他的同意，把他的这篇写到了我的文章也“节选”了进来。
小时候听到过一句俗话，说是的“有没见过的朋友，还有个没见过的仇人叻”？在如今这个高度信息化了的网络时代，无论是“没见过的仇人”，也还是“没见过的朋友”，都会有的。无须骇怪，亦不必窃喜。
七
相比于小说、散文和戏剧创作，诗则更易直抵人心，因而诗也应该是更加情绪化的。但这绝不意味着诗人不需要读书，诗歌不需要理性。墨西哥大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的《太阳石》、英国大诗人艾略特的《荒原》和《四个四重奏》、R.S.托马斯的《牧师》、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的《1948年纪事》和《漫歌》、法国诗人罗贝尔·德斯诺斯的《方托玛斯的悲歌》、圣琼·佩斯的《阿纳巴斯》、路易·阿拉贡的《格雷文陈列馆》、德国诗人诺瓦利斯的《虔敬之歌》和《夜颂》、斯洛文尼亚诗人托马斯·萨拉蒙的《圆圈以及圆圈的论据》、以色列诗人耶胡达·阿米亥的《时间》、瑞典当代大诗人特朗斯特罗姆的《波罗的海》，已经以其巨大的成功，昭示了诗歌同样需要理性、诗人同样需要博学的道理。如果说一个诗人的一部总结性的诗选，就是其不假修饰的“精神自传”，那么，其传主之高下、深浅、贵贱、雅俗种种，就深藏于诗中了。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传播手段的日益更新，大众的阅读已经势不可挡地电子化、影像化、图片化、碎片化了。但假如您是诗人、是作家、是学者，或者说你立志要成为诗人、作家与学者，那么，你就一定不可以把自己“混同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你的阅读就一定不应该是电子化、影像化、图片化和碎片化的。你若不读纸质的书，不读经典的书，不读大部头的书，不汲取人类几千年历史长河中积淀下来的最重要的精神营养，你若漠视古今中外那些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理论和评论等诸多领域里的工匠、大家和大师，你的阅读若只局限于当下流行和时兴的作家作品，甚至只是手机微信里那些“段子”和所谓的“心灵鸡汤”，那么，你的所有阅读都将是无效且完全无用的。
前文刚刚说过，“假如你是诗人、是作家、是学者，或者说你立志要成为诗人、作家与学者，那么，你的阅读就不应该是……”，换言之，你追求的目标越高，你对自己之阅读的要求也就应该越高。你若只想做个“百事通”，只想写点小圈子内传播的小玩意儿，那么，一部手机足可“成全”并且“成就”你了。
在我的四室两厅两卫一厨近160平方米的大房子中，一个房间是完全的书房，一个房间是书房兼写作间，另一个房间除一张双人床外，其余空间也全是书柜，餐厅里还竖了一排连体书橱，只有一个房间才是纯粹的卧室。粗粗算来，我的个人藏书早已万册有余。而当我于2016年10月接受了志丹县人民政府之邀，为该县重新校、点、注、译四部清人及民国时期的保安旧县志时，我仍然时感藏书之不富，读书之不足，解书之不深。
八
我在《张兴源散文选》之《后记》中曾经写道：“中国的稍稍能动动笔、敲敲键盘的文人们，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先是祸害诗歌，使得曾经辉煌过的诗界，竟然出现了‘写诗的比读诗的还多’的惨象。最终使这一历来都与散文、小说、戏剧比肩而立的大文体，沦落为为人不齿的小玩意儿了。现如今您要是称谁为‘诗人’，就仿佛跟骂他‘不入流’是一个意思。紧接着，这些‘不入流’的人们便勇敢地迈开了他们祸害散文的急切脚步。”
我这话看似尖刻，实则点到了当代诗人和当代诗歌之不为社会所重、不被大众所睬的尴尬穴位上了。当你对中外古今那些第一流的大作家、大作品都全然不知，而只是追随当下流行的一些小诗、小文、小作者，那么，你还企盼成就一番“文学事业”，岂非痴人说梦哉？
九
除开写于2012年年初的《张兴源先生的日常生活》一诗而外，我已经有好多年不再写诗了，但古今中外那些好诗和诗人，却依然是我的关注所在。仅以外国诗歌而论，我不仅常常重温十九世纪直至荷马时代那些已成经典的重要诗人和诗作，重温二十世纪以来的现代派和后现代派，便是进入二十一世纪的外国诗歌，也都是我重要的阅读对象。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世界文学》（我藏有《世界文学》从其1953年创刊到现在的几乎全部刊物）、外国文学出版社的《外国文学季刊》和《外国诗》、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外国文艺》、漓江出版社的《国际诗坛》、作家出版社的《当代国际诗坛》、湖南人民出版社的《现代世界诗坛》、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外国文学》、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的《苏联文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当代苏联文学》、南京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的《当代外国文学》、译林出版社的《译林》、春风文艺出版社的《春风译丛》、陕西人民出版社的《翻译文学选刊》，以及年代更早的由北京外文局研究室编印的《外国作品选译》和上海人民出版社主编的《摘译》等等，都是我了解全世界当下文学发展最新讯息（当然也包括诗的讯息）的窗口。而那些由当代诗人和翻译家们精心迻译但却少人问津的外国现当代诗歌选集，也都毫无违和感地进入了我这个年近六旬的“老者”的视域。
阅读，可不能那么功利。阅读本身，就是十分美好的享受，何必一定要跟您的写作“直接挂钩”呢？
最后，引来我的两首论诗绝句，为这篇诗选《后记》做结。而与诗有关的更多的话题，我在《走在冬天的雪地里·原自序》一文中已经说过了，此处不赘——
今古诗文理未殊，真伪善恶雅与俗。
古人曾经是今人，吾侪百岁亦作古。
因袭终难成正果，趋时秀才穷操磨。
赶得新来新已旧，何如信笔写真我？
十
《后记》末了，我要用文字的方式，记录下我对本书责任编辑、陕西人民出版社编审朱媛美主任的感恩和敬意。
一部书，从作者通往社会并最终送到读者手中，编辑是剪辑师，是守关人，也是验“照”官。即便中国古代如《左传》《国语》和“三言二拍”，当代如《创业史》《白鹿原》《平凡的世界》和《最后一个匈奴》，国外如《荷马史诗》《伊索寓言》和伟大的莎翁与托翁，倘使不假编辑之巧手，作者自己也必然抓瞎。
而朱媛美主任则干脆直言：“编辑就是挑刺儿的！”
她有一双如同猎人找寻猎物似的极其敏锐的眼睛，无论哪个方面的问题、错谬与疵瑕，经她过目，则纤毫毕现而无处遁形。尽管她在编完《张兴源诗选》时真诚地夸赞说：“这是一部诗体的《平凡的世界》！”尽管她在编辑《张兴源散文选》的过程中，发来了“好文笔！”的微信，但面对她那双锐眼，我依然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我的“诗选”和“散文选”中，有多篇作品被她“无情”地抽了下来，我着实有些心疼和不舍，却也心服口服。
一个写作者，一生若能被朱媛美主任这样的大手笔“责编”一书，已然幸事矣。而张兴源的四部书，竟然全都由她“责编”。我辈何德何能，竟得如此造化也！
朱媛美，她可不单是她，她是一个优秀团队的杰出代表。陕西人民出版社即便是校对，也都不可等闲视之。我记得现当代有好几位学人都曾做过京城和上海等大出版社的校对，并由校对、编辑而最终修炼成学者。陕西人民出版社的校对团体，应该也是这样的学者型人群。张兴源在此向诸位深致敬意和谢意了！
25年前（已经是四分之一个世纪了）的1994年10月18日，著名作家高建群赴京送稿，电话邀约时在中国作协北京鲁迅文学院读研的我，去中国青年出版社与他相见。尽管身在旅次，建群师却不令时光虚掷，仍在构思着写一篇追叙他多部（篇）作品之责编的文章。寒暄过后，他即问我还记不记得他的长篇散文《你们与延安杨家岭同在》是发在《人民文学》哪一期上的，我说好像是前年（1992年）第5期（实际是第6期）。
建群师是当代中国文坛的大作家。此刻，张兴源竟也东施效颦，学着他的样子写下了以上这些文字，献给朱媛美主任以及跟她一样，那些精诚敬业而又洁身自好的陕西出版人。
——愿你们，也与当代真文学和大作品同在！
2018年7月12日午后草成于十二万卷楼
（本文第十节，补写于2019年8月14日早8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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